第541章 开不了口

    绍圣元年，正月二十，太学。

    太学现在已然不同于以前，纵然依旧是世家子弟居多，但清理了那些来混资历的，不学无术之徒，增加了不少寒门生员，加上李清臣，沈括等人的多番整顿，太学逐渐向好，学研之风日浓。

    在一间学舍内，坐着三十多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人，不远处，李清臣，沈括以及太学一干教授，博士。

    他们神情认真，专注，看着前面拿着书，认真讲课的章惇。

    章惇满脸严肃，不苟言笑，教课也是一字一句。

    这是当朝大相公的课堂，每个人都竖起耳朵，认真的听着。

    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

    “明德，亲民，止于至善。明德在于修身，身不正而人不行，人不行，纲纪崩，天地乱，圣人匪也……”

    章惇拿着书，站在前面，走几步，念一段，而后加上他的理解，朗声而出。

    《大学》来自于春秋，是儒家经典，在座的无不熟读，各有理解。但作为当朝大相公的理解，那就一种标杆了。

    章惇本身就学识渊博，是当世大家，但从他嘴里出来的，尽可能言简意赅，并不是在专研经义，做道德文章，相对于务实。

    沈括坐在后排，他认真听着，思索着。

    章惇是在讲课，他的言谈举止，都在透露着他的施政思想，方向。

    太学的生员，现在都是经过严格的考核，精挑细选进来的，可以说，只要不出幺蛾子，他们的前途必然是一片光明。

    是以，他们格外认真，这是大相公，他的课不好好听，好好学，留个好印象，不是作死吗？

    章惇拿着书本，有些刻板的足足讲了半个时辰，他放下课本，在教课小桌前坐下，道：“讲完了，你们可以提问了。”

    大宋的讲课，基本上就是两部分，老师先讲，后面学生提问。

    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间没人开口。

    他们是新的一批学生，因为年假，很多人都回去了，留在京城，能被‘邀请’来听课的并不多。

    好一会儿，终于有一个太学生，站起来，恭谨的问道：“大相公，学生想问关于朝政，不知可否？”

    不止是学生，哪怕李清臣，沈括都认真起来。

    从神宗的‘王安石变法发’，到元祐六年末的‘新党新法’，再到而今逐渐成型的‘绍圣新政’，一路上，都是备受争议，甚至于，遭到了天下绝大部分人的反对与抨击。

    赵煦让章惇来讲课，本身的目的就是宣传‘绍圣新政’的方针大略，争取支持。

    章惇看向他，道：“问。”

    这个学生穿着很朴素，还有不少补丁，但面容异常干净，他有些紧张，还是抬着手，肃色道：“学生敢问大相公，‘绍圣新政’，能成功吗？安石相公前车之鉴，您为何还坚持‘新法’？”

    李清臣看着这个学生，本来紧绷的脸色稍稍和缓。

    这个学生还算懂事，没有问过于敏感的问题。

    沈括面色如常，这个学生问的，其实也是很多人想知道的。

    ‘王安石变法’，其实在神宗朝两度罢相后就已经失败了，神宗皇帝改元后，‘新法’便停滞不前，趋于崩坏。

    高太后垂帘听政后，彻底废除‘新法’，算是彻底终结。

    纵然‘新党’再恨，再愤，在当今绝大部分人看来，高太后其实是收拾了残局，稳住了大宋局势，替‘新党’擦了屁股。

    ‘新党’反复，再次掌握朝堂，‘新法’演变成了‘绍圣新政’，要再次掀起轰轰烈烈的变法改革了。

    章惇面容严肃如常，点点头，道：“你知道修黄河治理吗？黄河泛滥千年，从古至今，历朝历代，从未停止治理，但从未成功，我朝也兴师动众，甚至于几次易道，水患难解。治国与治河一样，明知道苛政如虎，贪腐盈野，百姓生于水活，天下沸沸，正如黄河滚滚，浊浪拍空，随时可能决堤，淹没大地。我以及我的同僚们，要做的，并不是彻底功成，而是采取行动。‘绍圣新政’的真正意义在于作为！”

    这个年轻学生愣神，有些没反应过来。

    他只是简单的问了个问题，怎么就引出这么多。

    还有，大相公，好像没回答他的问题吧？能不能成啊？

    沈括与身边的一些太学的教授，博士对视一眼，轻轻点头。

    其他学生也左右互看，有一个学生站起来，抬着手，道：“大相公，学生敢问一句，今日大相公推翻祖制，后人亦会推翻您，如此反复之下，江山动荡，社稷不安，于国于民皆是大弊，为何大相公还是坚持如此？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，就尖锐了。

    李清臣，沈括都拧眉，一些教授，博士不安的挪动屁股。

    ‘祖制’涉及了太多东西，不单单是‘祖宗定制’那么简单。

    祖制，依托于礼法，礼法之下，‘仁孝’字是核心，‘孝’是为人之本。

    连祖宗之法都能推翻，不就是‘不孝’？

    ‘不孝之人’，还是人吗？

    章惇不以为忤，平静的拿起茶杯喝茶。

    李清臣，与沈括等人静候，心里在想着，换位，他们该怎么回答。

    ‘礼法’传承久远，最为根底的，就是‘周礼’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礼法与现实有诸多冲突，就拿英宗皇帝的‘濮议之争’来说，就是礼法与现实的冲突，最后被折中处理。

    但这种折中，只是政治上的‘和解’，并不能真正解决礼法与现实的根本性冲突。

    在后世，大明朝还出现了‘大礼议’之争，最终也是以嘉靖皇帝全面胜利告终，礼法屈从于权力。

    章惇喝了口茶，在众目睽睽下，道：“这个问题，朝廷以及官家在不断的向朝野解释，解释了不知道多少遍，但总有人问，不停的追问。作为当朝大相公，我不能不回答，那我就再回答一次。我不说什么时移事易，弊政当改这样的话。你说，我们改祖宗，后人就要改我们，我同意。后人要改，一定要改。因为我们的‘新法’不是永世良方，治不了千秋之国。你说，一改就造成动荡，为什么会造成动荡？是什么人在动荡江山？他们图谋什么？换句话，我们现在在改革弊政，是什么人在阻止，什么人企图动荡？他们打着‘祖制’的幌子，是在维护江山社稷，还是在维护他们的荣华富贵？我们坐在这里，风雨不着，衣食无忧，这些是来自哪里？——民，，只有民。但他们开不了口，说不了话。”

    章惇说到这里，戛然而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