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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再醒来时,已是第二天的中午,人在医院的病房里。 我环视了一圈,病房里空荡荡的。我心里一慌,翻身坐起来,病房门这时被推开,傅家宁提着粥走进来:“醒啦?饿不饿?我买了燕麦粥。” 我的眼泪忽然就哗啦啦地落下来。 “怎么了?是不是哪里不舒服?我去喊医生!”他急匆匆地往外面跑了。 我流着泪摇头,不是的,不是的。我只是害怕被抛下,害怕一个人。 我们在医院住了两天就又回到了滑雪俱乐部,我感冒初愈,傅家宁也不敢再将我带上滑雪场。趁他去活动的时候,我就在俱乐部里溜达。俱乐部里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商店,我站在一个玻璃橱窗前,盯着里面一套瓷娃娃看,那套娃娃一共十只,各种滑雪的动作活灵活现。 我看了良久,忽然,有人站到我了身边,过了一会,我听到傅家宁的声音:“你喜欢啊?”不等我回答,他已经喊来导购员,指着那套娃娃说:“这个帮我包起来。” “不……” 我的话被他打断,他蹲下来,握着我的肩膀扭向他:“小寻,痛呢,就要喊出来,喜欢呢,就要说出来。这才是快意人生,知道吗?” 我忽然就想起母亲的话来,她说,寻,你要学会坚强,学会忍耐。人生忍一忍,也就没什么过不去了。 后来很多年,我总是问自己,为什么会喜欢上傅家宁,明知道我跟他是那样的一种关系。 是从这一刻开始,他对我说,痛,可以喊出来,喜欢,就要说出来。那是一个战战兢兢内心敏感的十二岁女孩子,最想听到的话。 我十三岁到十五岁的这三年间,没有再见过傅家宁,一次都没有。 那年春节过后,他被单位外派到南美州。他是一名时政记者,满世界的跑。 他临走的前一晚,过来同傅叔道别,那晚母亲亲自下厨,做了满满一大桌的菜,很多是我爱吃的,可我却没有半点胃口。低着头,扒拉着米饭。 他离开时,傅叔与母亲送他到门口,母亲又叫我:“傅寻,过来跟叔叔道别。”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,看见傅家宁正笑望着我,我转过头,一言不发飞快地跑上了二楼。 我站在卧室的窗户边,将窗帘拉开一角,看到他正穿过花园,走到铁门边时,他忽然转身,抬头往我房间的方向望了眼。 我忽然飞速跑下楼,出门时,撞到了正进来的母亲,我推开她,不要命地跑出去,将她的惊呼声抛在身后。 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傅家宁的车边,他刚打开引擎,偏头见了我,惊讶地放下车窗。 我望着他,却不知说什么。 他将引擎关掉,趴在车窗上,静静地等我开口。 僵持了片刻,我终于低声开口:“可以……可以给我写信吗?”说完,我忐忑极了,低着头,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。 “好啊。”他轻笑一声,然后发动了引擎,离开之前,他忽然伸出手,揉了揉我的头发:“小寻,记住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。” 他没有食言,他离开一个月后,我收到他从哥伦比亚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。他的字迹龙飞凤舞,像他那个人一样随性恣意。明信片的版面有限,他只写了寥寥数语,我却将那短短几行字,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。那天晚上,我抱着它甜甜地沉入梦乡,后来我还做了一个瑰丽的梦。 在我的抽屉里,有一只方方正正的铁盒,那里面,装着三年间傅家宁从南美各地寄给我的明信片。那些明信片的图案,都是当地的风景,有漫长的海岸线,也有茂密的原始森林。其中我最爱的一张,来自阿根廷的乌斯怀亚,苍茫的海岸线上,静静地伫立着一座灯塔。背面他写着:人人都说乌斯怀亚是世界尽头,这里是通往南极时最后的补给站,这里有着世界上最迷你最遥远的小邮局,这是来自世界尽头的问候。我一切都好,勿念。 我一切都好,勿念。 这是他每一张卡片上的最后一句。 可是,他不知道,我想念他,没有哪一天不想念他。 我指腹缓缓滑过那座灯塔,乌斯怀亚,乌斯怀亚,我在心底轻轻地念着这个名字。总有一天,我会亲自去到那里,仰望这座世界尽头的灯塔。 与他一起,走到世界的尽头。 那是我十五岁时,最大的,唯一的,心愿。 再见到他时,有点猝不及防。 是在医院里,他躺在床上,脚上打着石膏。 我站在病房门口,眨眨眼,再眨眨眼,生怕是自己的错觉。 母亲回头喊我:“傅寻,你愣着干嘛呢!快过来!” 我慢慢地挪到他的病床前,他瘦了很多,大概有伤在身,胡须也没怎么刮,下巴上青青的,脸上尽显倦容。我看着他的石膏腿,眸中忽然涌起大片的雾气,握紧拳头,不敢吭声。 母亲嗔怪道:“傅寻,你怎么回事呀,不知道叫人吗?真是越大越没礼貌!” 傅叔笑说:“这么多年没见,小寻怕是不认识她小叔叔咯!” 我咬着下唇,沉默着。我怕自己一出声,是哽咽的。 “嘿!小寻,好久不见。你都长这么高了。”他语调同我记忆中一样,温温柔柔的。 趁着傅叔与母亲去找医生问情况了,我在床边坐下来,摸摸他的石膏,轻轻地问:“疼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