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经验》之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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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我们的教育向来是提倡爱心的,而且中国做为文明古国和礼仪之帮,总让世人一向认定,我们是一个乐于助人又十分友善的民族,这当然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。 然而,不知从何时开始,这种互助友爱的思想,却走向另一个极端。我们发现,在重大的国际善事方面,做为大国和大民族,我们似乎做得很好,很慷慨。可是,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同胞的一些事呢?最近几年来,我们发现,总是做得不太好,而且总有让人感觉冷漠的事态发生。 说国人的情感和心性向来是向善的,这似乎无可置疑。然而,正是这种无可置疑,让我们一些同胞的向善心理,慢慢转化成漠不关心的冷漠。善与软弱以及麻木原本只有一界之差,在人们不知不觉中,良善之心是很容易隋落成为懦弱的。最先国人总想,让人欺负不是什么坏事。正是基于这种精神,让我们的民族差点让外强给奴役了。而最为可悲的是,国人似乎总要让人欺负到活不下去,才会奋起反抗的。 是的,这就是我们对和善民族的一种误解。这种误解还会形成一种转基因,让它成为可怕的麻木。由于善心而成就退让,最终成就懦弱的根源。而懦弱的根源又让国民闹腾成不爱惹事生非和一昧逃避的心态。久而久之,对任何世事漠不关心,遇事提不起热情;只要无关于己,就一走而过,避而开之。这就是可怕的麻木思想! 因此,1933年鲁迅先生在经验之中谈道:“在中国,尤其是在都市里,倘使路人有暴病倒地,或者翻车摔伤的人,路人围观或甚于高兴的人尽有,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却极少的。”——这就是病因了。 接下来,他又说:“救急扶伤,一不小心,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”“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”此话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说起,这样的事实经过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之后,形成国民的麻木思想。这种麻木思想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,不但没有觉醒,反而因为社会的初步稳定,越演越烈,最终让日本军国主义有机可乘。 是的,八年抗战和三年人民解放之后,中国以一个贫穷多灾的面目站立起来了。应该说,人民是当家作主了,其思想觉悟是高尚的,精神面目是崭新的。然而到后来甚至于太过敏感,以至于我们的一些人民也变得黑白不分了。这是另外一种觉悟所造成的过量行为,这种过于敏感的过量行为,在当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,给许多人留下深深的创伤。 当然,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的思想似乎有所转变了。然而,当我们有点富裕之后,金钱的压力让我们的国民又开始了另外一种极端。在很多人眼里,除了钱,除了经济发展,大概就不会再关心一些什么了,因为一切的东西都只是身外之物。这种现象所形成的另外一种极端,在当今很多老百姓眼里,慢慢形成开来。只要自己能够平安,能吃饱穿暖,其它的诸多事情,已不再热心,不用去管去问了。 人们已经把两个极端的事例明显化、社会化了。造成当今国人和社会环境开始扭曲、蜕变的原因,有两个极端现象。这两个极端现象明显地体现在:其一,救护老人的好人,反让其家属以伤害罪敲诈一把。因此,不能再做好人了!其二,因为不能做好人,当一个孩子让车辗了,十几个人默然走过而无动于衷。这就叫—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是的,当今很多老百姓愿意相信这类事实。 这其中,就有如鲁迅先生所说的“救急扶伤,一不小心,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。”“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”和“路人围观或甚于高兴的人尽有,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却极少的”从鲁迅先生说这话一直到今天,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。期间也有出现过雷锋之类的好人好事和好时代。可是,这种现象为什么又死灰复燃呢? 当我们稍稍富裕和安定之后,为什么我们对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和事情无动于衷呢?又为什么受到别人帮助时,往往会想到是不是“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不安好心呢”?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?是什么原因造就我们这样的社会呢?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的两个极端呢?是这二、三百年来封建懦弱的残余思想;还是近二、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金利主义呢?我想,这些大概都有吧! 倘若1933年鲁迅先生如是说法,是因为大清灭亡之后长年累月的军阀混战让民不聊生,让人民精神麻木,而产生的漠然思想。但是,在我们的今天呢?是不是大运动之后的猜疑和恐慌,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富有和贪婪,造成我们今天的国民思想负担呢? 当一个国家的一些官员出现腐败现象;当一个国家的慈善和公益资金也会变质;当一个国家的商人把应交的税务当成收入;当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拒绝红包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,在这样的环境下,老百姓会怎样想?他们的思想为什么就不能停留在上面所提及的两个极端当中呢? 大清帝国之后到民国之间的百年悲哀,让当时的人民面对世态极其冷漠;而当今幸福的中国人民,在金钱的奴役之下,难道又将开始一次新的冷漠吗?鲁迅先生这句话,说了近百年了,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人民,是应该有所觉悟了。可当一切都只能以钱论斤两的时候,国人的良善又将走向何方呢?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富强,定然要做到匹夫有责。这种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,延续到和平世界的社会里,那是对国家对民生的负责。抛开冷漠思想,对任何事都有爱心和责任;从现在做起,从我做起,不要做冷漠的国民